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按照原文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1944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原因并不复杂。说穿了，就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在苏联人看来似有叫板之嫌，分庭抗礼之势。为了减少苏联人的担心，就只好一般地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1948年6月28日，苏联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亲资反苏和民族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同年7月10日发表了一个赞同上述决议的决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容易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因此，中共更多更经常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者干脆删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然有联系，但是差别也很明显。前者更强调创新，独立性。

    一些研究者由于对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原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献不了解，其相关论述就会显得似是而非。比如有的论者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体化就包含中国化的意思，中国化已呼之欲出了。有的论者则针锋相对，指出具体化虽然有一些中国化的意思，但毕竟不等于中国化。看似争的热闹，却是个伪问题，原因就在于文本把握的缺失。看来，不了解、不熟悉文本依据，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定位。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之后，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提法和概括，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一步论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联系，内在契合的相关表述主要有：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

    第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里强调的是发展。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里强调的是与时俱进。

    第四，“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这里强调的是综合的方法与创新的成果。

    第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里强调的是当代性和中国形态。

    第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以上第一种提法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第二、三、四种提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和时代性。强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第五、六两种提法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忽缺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民族性，就是实践特性、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与完整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由于实践维度已经谈得很多了，因此这里着重探讨文化维度，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